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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万象 -- 叛国投敌还是力尽被俘?  
叛国投敌还是力尽被俘?
作者:匣中剑 发布时间:2018-11-07 08:24:19 来源:民族复兴网 点击: 2849 字体:   |    |  

——蒋介石和果粉伪造的“抗日英雄”方先觉叛国投敌分析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高奏凯歌,德意日法西斯日薄西山。甚至在条件最差最艰苦的敌后战场,主要以大刀长矛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都已经开始了局部反攻,开始成片扫除倭寇据点,不断收复国土解放人民。可是在中国的正面战场,不但没有收复寸土,反而再次出现了一触即溃一溃千里的豫湘桂大溃败,短短几个月内百万国军被击溃(其中被歼灭50万),失地豫湘桂(146座大小城市被侵占,6000万同胞沦为亡国奴),损失中国三分一的工业,最重要的稻米产区湖南被倭寇占领。
  豫湘桂大溃战的丧师辱国失地,再次证明了蒋家买办王朝的腐败无能和卖国求荣的本质。一个害怕人民甚于害怕侵略者,宁可捆住人民手脚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片面抗战的小朝廷,又怎么可能积极抗日?又怎么可能不出现这样的溃败?
  假如国民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假如国民党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本当引咎辞职,接受TG和民盟的倡议,废除所谓党治,还权于民,归政于民,组建联合政府;自蒋介石以下的党国要人应自缚向军事法庭自首,老实交代,等待人民的军事审判,乞求人民的宽大。然而寡廉鲜耻的蒋家买办王朝显然没有这种自觉性,不但没有,甚至在溃战进行中间,蒋家买办王朝就开动其宣传机器为自己腐败无能的罪行拼命涂抹粉饰。
  而衡阳城守就成为舆论的焦点,因为衡阳城守几乎是豫湘桂战役中的唯一亮点,第十军爱国将士抗击两个师团倭寇的进攻,不但没有一触即溃一溃千里,还坚守了47天。于是蒋家王朝无限拔高第十军的战绩,千方百计掩盖方先觉等人的叛国投敌出卖将士换取自己“贵官”性命的真相,杜撰了一个又一个不近情理甚至自相矛盾的神话,企图以此掩盖自己的腐败无能卖国投敌。
  当然,这种掩盖是徒劳的,军事法庭虽然没有对蒋家王朝做出宣判,但历史已经做出了宣判,中国人民早把蒋家买办王朝丢进了历史的狗屎堆。
  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却又冒出这样一些东西,它们愚蠢地杜撰历史,幻想能替蒋家王朝翻案,它们自以为是反TG的斗士,自以为通过伪造历史美化蒋家王朝就能曲折地反抗TG否定TG统治的合法性,其实它们的所作所为恰恰暴露了它们的奴性下贱。
  我们自由人的逻辑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自由之树是要以烈士和暴君的鲜血来灌溉的,捍卫自由不仅是每一个自由人的权利,也是每一个自由人的义务。而奴才的逻辑和我们不同,它们下贱怯懦没有勇气反抗,它们最勇敢的幻想就是换个主子,本朝主子残暴它们就美化前朝主子幻想前朝主子能拯救它们,于是有了果粉、民国粉、大清粉…..等等;本国主子残暴它们就美化外国主子幻想外国主子能拯救它们,于是有了今夜美国人、苏联人、日本人、德国人……等等。它们自以为是斗士,可其实它们是不折不扣的奴性下贱。
  我今天就来澄清这些围绕衡阳之战的夸大其词乃至无耻谰言。
  一、衡阳城守第十军的战绩有多大?
  为了突出方先觉,从蒋家王朝开始,就不断往衡阳城守的战绩里注水,1945年5月蔡汝霖(时任第9战区派驻衡阳保卫战督战官兼炮兵指挥官)写《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时就放了一个卫星“消灭倭寇3万余生力军”。到葛先才(时任预十师师长)杜撰时就一跃而为“48000余人”,而且还是日军将领说的。因为这样吹水,于是衡阳城守成了所谓抗战中唯一一场倭寇伤亡大大高于我军的战役(呃,不过他们吹嘘薛岳时也是这么说的,别问我,我不知道他们语文里的“唯一”是哪个体育老师教的)。吹水得太厉害了,它们也觉得不好意思,于是又说,根据日方数字是19380人云云,其实也没给出出处。
  当然,直到今天注水还在继续,比如陈桂芬(现系湖南环境生物学院讲师)《衡阳保卫战概观》里给出的史上最强注水数字是“歼灭日军1.9万多人,杀伤日军3万余人”,陈桂芬的玩法其实是把歼灭1.9万的谣言和杀伤3万的谣言加在一起,于是多达5万人,这是“谣言+谣言=真相”的逻辑。
  既然这些数字总是打着日方数字的旗号,那我就拿日方数字来推算一下衡阳城守的歼敌数吧。在日本防卫厅战史《湖南会战》第七章“企图解脱我对衡阳西部的包围与我第三次进攻衡阳”第四节“第三次进攻衡阳”里登了倭寇第十一军参谋长向日本陆军部发出的《旭参电第532号(7月25日)》,其中提到,“开始作战至7月20日”,倭寇第十一军人员伤亡是19286(包括战死3860,战伤8327,战病7099)。
  咋一看这数字似乎和那些谣言数字相当,于是那些历史发明家都兴奋起来,更有人说前两次进攻就如此大伤亡,第三次进攻再加上去,那就更不得了。可是这个数字倭寇说得清清楚楚,是“开始作战至7月20日”,是整个湖南会战的伤亡病数字。这个数字包含的是倭寇发动湖南会战以来千里转战的伤亡数字,包括陷长沙的伤亡数字,以及在衡阳围点打援的伤亡数字,甚至还包括中美空军轰炸的伤亡数字。压根儿不等于第十军的歼敌数字。事实上,这恰恰否定了历史发明家的所谓倭寇来源的19380的数字。
  如果我们再往前翻到第四章“宁乡、浏阳、长沙附近的会战”登了《旭参电第585号要点(6月27日)》,里面明确记载“自作战开始至6月20日(大致攻克长沙为止)”,损失是死1503,伤3662,病约4000名,合计是约9165。而衡阳城守是6月23日开始的。也就是说围绕衡阳进行的攻防战阻击战倭寇伤亡仅在万人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围绕衡阳进行的攻防战阻击战,倭寇的重兵是在阻击打援,根据《湖南会战》的记录,倭寇投入的8个师团部队,其中6个在打援,仅68师团和116师团的任务是攻城。68师团和116师团也并非全力以赴攻城,举几个例子吧,116师团133联队在6月21日夜歼灭我军73军、74军2000人;116师团109联队饭岛大队7月5日在衡阳西南30公里的白鹤铺阻击我军援军5000人;68师团志摩支队(有步兵3个大队)则和116师团泽多大队合作在衡阳以西8公里的二塘7月18日进攻企图为衡阳解围的我军151师。等等。真正进攻衡阳的兵力如下:第一次进攻是6月28日开始,7月2日结束。68师团和116师团动用了15个大队进攻衡阳。第二次进攻是7月11日开始,7月20日结束。仍然是68师团和116师团的15个大队。第三次进攻时,为了弥补攻城兵力不足,又抽调了58师团的3个大队归116师团指挥。因此,并不能把所有围绕衡阳进行的战斗的倭寇伤亡全部算作第十军的战绩,前来解围的我军十几个师难道是来打酱油的?
  根据《旭参电第532号(7月25日)》的各师团详细伤亡列表,截止7月20日,68师团死752,伤1415,病878,计3045;第116师团死833,伤1665,病914,计3412;两师团合计伤亡病6457。由于这个数字包括第一阶段攻克长沙的伤亡数字,因此还要进一步区分。根据《旭参电第585号要点(6月27日)》和《旭参电第532号(7月25日)》,6月20日前的伤亡占7月20日前伤亡的9165/19286=47.52%。由于68师团和116师团是长沙作战的主力师团(第一线展开的5个师团之2),因此该两师团在第一阶段(6月20日之前)的伤亡不会低于平均值。因此68师团和116师团在6月21日至7月20日之间的伤亡可以估算为6457*(1~47.52%)=3389人。这3389人里面还包括了被中美空军轰炸造成的伤亡(根据《旭参电第532号(7月25日)》,“因敌机轰炸而损伤的人数约占10%”),还包括了阻击我军援军的伤亡,假设阻击援军伤亡占10%(从使用兵力看,远不止10%),在这些都按照10%刨除后,3389*(1~10%空军轰炸~10%阻击援军)=2711。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倭寇的数字来推算,对衡阳的第一次攻击和第二次攻击,合起来倭寇伤亡病总数应该在2711这样。
  当然,这只是前两次攻击的数字,前两次攻击共持续15天,第三次攻击从8月4日~8月7日,8月7日21:00,方先觉等人决定投敌做伪军,星夜派人向倭寇求降,并于8月8日8时接受倭寇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只保全了几个“贵官”的性命就欺骗广大将士放下武器。因此第三次攻击仅仅进行了4天。按照这个天数来推算,衡阳城守总共给倭寇造成的伤亡病总数当在2711*(15+4)/15=3434人左右,即使把最后4天估算的伤亡惨重一些,也不可能给倭寇造成超过4000人的伤亡。
  不超过4000,这恐怕才是第十军给倭寇造成伤亡总数的真相。
  有的文章以倭寇计划补充十万新兵来证明衡阳之战伤亡很大,但这个是没有根据的,按照倭寇的计划,湖南(长衡)会战之后就要进行广西(桂柳)会战,倭寇原计划估计在湖南、广西会遇到80个师的国军,其中长衡会战会遇到半数,桂柳会战还将迎击半数。倭寇占领一个省需要十万兵力,补充十万新兵,才能保证桂柳会战时,湖南有兵留守。另外倭寇在《旭参电第532号(7月25日)》原来估计假如战斗持续到8月中下旬,会有5~6万的战病人员,也需要补充,但由于第三次进攻仅仅发动4天,方先觉就迅速投降,这种情况并未出现。
  二、围城倭寇真如渲染的那么强大吗?
  一些国军官兵的回忆里,有意无意地夸大围城倭寇的强大,这也是人之常情。比如蔡汝霖《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说“抗拒敌第68、第116、第13、第40、第58等5个师团及独立第五旅团共10余万人的围攻”;容鉴光《抗日战争“衡阳孤城血战”60周年纪念》“敌军:有形总兵力12.4万,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葛先才《国民党将领葛先才抗战回忆录》“与十一万之众的日军浴血奋战四十七天”、“除各师团所属炮兵大队外,另有炮兵第一二二联队计一五点○公分重炮五门,一○○加农炮以及其他山野炮共计百余门,炮弹四万以上”。但如果当真做严肃的引用,那就可笑了。
  在上一节里,我已经引用倭寇战史《湖南会战》指出倭寇使用的攻城兵力只是68师团和116师团,第三次进攻再加上58师团的3个大队。三次进攻,每次使用的兵力也只是十几个大队。根本不可能达到十几万人。倭寇投入衡阳一带的的确有十几万,但主要是在阻援打援,围城的兵力和第十军相比并没有那么悬殊。
  其实葛师长的回忆对此是有老实交代的,如葛先才口述、李岳平校勘的《血战衡阳》(在台湾《中央日报》发表时名为《血浴衡阳》)里写道“开始,日军从第116、68两个师团,17000多人的兵力向我守军进犯”,这是对第一次进攻的叙述,比较符合实际,因为倭寇出动15个大队,一个大队800人,加上辅助兵力,17000人是比较符合的数字。对第二次进攻,葛先才也只提到这两个师团。事实上,按照倭寇战史《湖南会战》在《旭参电第532号(7月25日)》提供的数字,68师团伤亡病3045,占25.9%;116师团伤亡病3412,占18.6%,反推算,68师团兵力约1.2万,116师团兵力约1.8万,合计也就是3万人,还要抽出多个大队的兵力用于阻击打援,能一次进攻投入1.7万已经是极限了。只有第三次进攻,因为第十军没有抵抗住这次进攻,葛先才师长为了减轻自己战败投敌的罪责,这才胡说八道杜撰了什么十一万的荒唐数字。
  武器装备方面,倭寇在第一次第二次进攻时,并没有绝对优势可言。按照倭寇陷城后缴获清点的结果,第十军有“重炮、高射炮各1门,山炮6门,迫击炮62门,速射炮、机关炮各12门,重机枪91挺,轻机枪429挺,自动炮7门,步枪3393只,中型坦克1辆(破坏),马61匹,其他尚有大量武器弹药。”而倭寇的装备,以150毫米的榴弹炮为例,倭寇在第三次进攻前运到3门后才达到5门,也就是说,在第一次第二次进攻中仅有2门。比第十军装备有优势,但没有绝对优势。
  另外倭寇方面由于遭到中美空军的打击,其后勤补给十分困难的,限制了其装备优势的发挥。倭寇的第二次进攻失败的一大原因就是弹药不足。这点就连国军方面都观察到了,比如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第10军参谋处作战科长姚少一上校写的原始材料《血战衡阳脱险记》提到“20、21两日,衡阳附近整整有两天听不到一声枪声”、“这就是胜败的关键,敌人杀得疲倦了,我们也杀得累了,假若我们的援军能适时赶到,胜利是决无问题地属于我们的了。”“弹尽粮绝的敌人经过两天的休息,慢慢得着补给”。其实倭寇的“得着补给”也是很有限的,第三次进攻是很勉强的,倭寇战史《湖南会战》记载,到7月底才陆续送来弹药,总共运到“150毫米榴弹炮3门,炮弹330发;100毫米加农炮3门,炮弹450发;山炮1门、炮弹约100发;步兵炮1门,炮弹约90发”。不过是获得了970发炮弹的补给,根本没有葛先才夸张的炮弹4万发!
  由于弹药不足,倭寇的重炮并不像第十军官兵回忆渲染的那么可怕,翻阅倭寇战史的记载,每次进攻只是打十几发炮弹做掩护。要知道,日式装备的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一、二次战役中进攻美军,美军一分钟就能打出8发150毫米榴弹,志愿军仍然击败美军,将他们赶到三七线。即使倭寇这种威胁有限的炮击,事实上也很难坚持几天,因为总共就只运到330发重炮炮弹,一个阵地一天争夺几次,打几次一天几十发就消耗掉了,到了第三次进攻的第4天,8月7日,倭寇战史记载“将近黄昏的时候,接到支援进攻阵地的独立山炮第5联队第2大队报告称:已将预定数量的炮弹用尽(注:按当时第11军的命令必须保留约一成的炮弹,不得用尽)”。不但山炮炮弹用尽,重炮炮弹也将近耗尽,当7日黄昏方先觉动摇竖起白旗乞降时,“军司令官命令野战重炮部队不惜消耗全部备用的炮弹进行猛烈的炮击,即使天黑以后也不可停止”。这说明倭寇的重炮炮弹在四天后已经消耗了大部分,需要使用备用的炮弹了。倭寇不是第一次这样虚张声势,山下奉文攻略新加坡时,明明只剩下3发炮弹,也虚张声势开炮,吓倒了本来就没有斗志的英军,而可耻的是,方先觉也被吓倒了。
  至于制空权,那是在中美空军这边的,这点就连倭寇都承认,倭寇在豫湘桂战役中对中美空军十分恐惧,倭寇空军只敢利用早晚天色暗淡的短暂时间偷偷出动,在《冈村宁次回忆录》和《湖南会战》里对此都有记述,倭寇为了躲避中美空军,甚至白天不得不放弃作战,躲在闷热的碉堡里。中美空军轰炸扫射造成的伤亡竟占到倭寇伤亡总数的10%,相当惊人。
  也由于失去制空权,倭寇的后勤补给十分困难,“陆路唯有利用黄昏”,有限的运能要用于炮弹等作战物资的运输,军粮只能就地抢收当地的水稻,然后鬼子们把水稻放在钢盔里,用木棒捣成精米。没有配菜只能以盐下放。而衡阳城内并不缺米,因为衡阳本来就是后方基地,粮食很多,守军只是抱怨没有菜,只能就着长着蛆虫的酱菜下饭。
  综上所述,围城倭寇对于第十军具有兵力、火力方面的优势,但谈不上绝对优势,是二比一的优势,十则围之倍则战之,仅仅是倍则战之的优势。
  三、第十军是否真的已经到了打不下去的最后时刻呢?
  8月6日倭寇冲进小西门,8月7日扩大夺取了小西门东北和西南的高地,巩固了对小西门的占领。衡阳破城,确实已经很危险了,但是否不能再战了呢?
  显然不是。小西门按照倭寇战史的记载只是外围阵地,8月7日虽然巩固了小西门,倭寇旭参电第764号(8月7日23时)承认“敌军抵抗仍极顽强”。倭寇战史也记载受降时缴获了第十军大量武器弹药,并没到弹尽粮绝的程度。
  国军方面也同样不认为抵抗不下去,葛先才师长的回忆录是这样记述的:“八月七日,敌横山司令再度下达总攻令,倾其五个师团之众,炮百余门加速发射,认定本日必下此城,全力向我军猛攻。我军全线皆在其炽烈炮火笼罩之下,掩护其步兵做疯狂之冲刺,昼夜无休无止。我军阵地虽多处被敌炮火摧毁,而我战线只不过微向来后移而已,我除伤亡激增外,城内外各防堵区,皆屹立无恙。敌毫无显著进展,却更增加了惨重伤亡,积尸如丘。”葛先才师长还引用了倭寇战史的评价,“敌人之第十军,毕竟是善战之师,并未如其他战区之守军,一角之溃,而全般动摇,且抗拒益形激烈。”
  至于国军广大中下层爱国官兵,就更不认同投降缴械了,这些将士甚至在被方先觉葛先才出卖之后,也仍然拒绝放下武器,关于这些爱国官兵的英勇形象,葛先才、臧肖侠等人在回忆录里叙述备至,将士们不甘心投降抱枪哭泣,或者将武器捣毁。事实上,一些爱国官兵甚至在方先觉和四个师长都叛国投敌的情况下,尽管失去组织,仍然以高涨的爱国热情和倭寇做着最后的殊死搏斗,方先觉在8日8时就下令投降,但葛先才记载,这种自发的抵抗一直持续到11时。倭寇战史里也记载了这些爱国官兵的英勇战斗,“一部分敌军仍在城内进行抵抗,广部队正在扫荡中”。读到这里我热泪盈眶,虽然这种无组织的抵抗最终难免失败,但这充分说明广大中下层爱国官兵并不认同方先觉等高级将领叛国投敌的行径。
  一些人为了掩盖方先觉葛先才等叛国投敌的事实,不惜篡改历史事实。在葛先才的回忆录里,阵亡一会七千余人一会六千余人,伤病员一会6000一会9000,可继续作战的兵员一会2000一会1000。说起来葛先才也真是很可怜,他显然不擅长说谎,才会在同一个文章里前后矛盾如此严重。相比之下,一些职业历史发明家的撒谎就完全属于胆大心细的范畴,陈桂芬《衡阳保卫战概观》里撒谎就随心所欲,两个嘴皮子一碰数字就来了“守军阵亡7600余人,受伤约9000人”,言下之意,第十军基本死光了伤光了,只剩下1000人可以打仗了,所以投敌有理。
  但问题是,倭寇进城后统计的数字是,我军阵亡4100,被俘13300人。4100人当然不是全部数字,倭寇提到部分尸体已被掩埋。查各种记载都提到我军接近18000人,扣除被俘的13300,是还有几百尸体被掩埋。但这不影响活人的统计。而伤病员6000是最可靠的数字,葛先才师长在绝大多数叙事的场合使用的都是6000这个数字,只有突兀的几个总结性的场景使用了别的数字。白天霖《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使用的数字是“衡阳陷落之日(8月8日)……此时仍有7000余伤患官兵”。容鉴光《抗日战争“衡阳孤城血战”60周年纪念》记载是截止8月5日下午伤员6000多。黄少松《回忆葛先才当年重游衡阳战场一席谈》记述是“日本兵入城,受蒙难的官兵2000余人及伤患官兵6000余人”。甘印森《衡阳战役回忆》记述是“衡阳战役,自1944年6月22日至8月8日经过48天的激烈战斗,我军伤亡官兵1万余人”,由于阵亡人数4100多,因此伤员也是6000余。综合上述记述,我认为伤病员人数在6000余。未负伤可战之兵是13300~6000余=7000人这样,并非不能继续作战。
  还有些人诡辩说伤亡超过30%就会因为失去太多基层军官士官而失去作战能力,所以只能投降云云。但这纯属胡扯淡了。军官和士官一样可以由士兵中提拔,共军和国军的战史上有无数这样的案例,甚至第十军官兵的衡阳城守回忆里,对于提拔军官和士官都有无数案例。伤亡超过30%,只是说要利用战斗空隙进行整补罢了,根本不是投降投敌的借口!
  同时,我军援军已经在逼近衡阳城,8月8日,衡阳西侧援军已达到13个师。倭寇战史《湖南会战》记载,“我军第37师团尚未到达战场,第一线各兵团自发动攻势以来,两月有余几乎未得补给。”“必须在8月上旬攻取衡阳”,打通后方联络线,各兵团才能得到恢复。第三次进攻衡阳时虽然补给了970颗炮弹,但这些炮弹是用于攻克衡阳的,而且在衡阳到7日基本耗尽,阻援的倭寇部队甚至出现了“我军各队伤亡累累,弹药又缺乏,尤其是手榴弹已消耗净尽,只好投石对抗手榴弹充足的重庆军。甚至把重庆军投出尚未爆炸的手榴弹拾起来再投过去,继续坚持战斗。”8月7日,我军坦克出现在战场,9日,倭寇战史记载“只晚了一天,敌机械化兵团就出现了。”
  由于方先觉没有坚持最后5分钟献城投敌,本来斗志就不坚定的援军在得知衡阳城陷的消息后,再次出现了令人痛心的慌乱溃散局面。本来已经动摇的倭寇转守为攻,我军全线溃败。
  倭寇此时已经弹尽,而我军士气旺盛,爱国官兵视死如归,如方先觉等高级将领能再坚持最后5分钟,是有可能击退倭寇的第三次进攻的。正如倭寇战史引用第11军高级参谋岛贯大佐的日记所说的,“我方部队面对前来解围的敌军,多少有些动摇。战争的胜负诚然在于最后的5分钟。如固守衡阳之敌誓死决一死战,或将出现‘英帕尔’的结局。”
  诚然,以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内部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仍然很可能如击退倭寇第二次进攻时那样,错失里应外合彻底胜利倭寇的机会,但击退倭寇第三次进攻,肯定能迫使倭寇再转入对峙去准备第四次进攻。而那要到8月底,倭寇自己估计在衡阳没有夺下,后勤补给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如果拖到8月中下旬,将出现5~6万的战病,也就是英帕尔式的结局。
  四、方先觉献城投敌的真相
  方先觉献城投敌,这是什么性质呢?
  每次当我谴责方先觉动摇变节叛国投敌的时候,都有很多人指责我不宽容。他们认为一个士兵弹尽粮绝力尽了做战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同样理解,我不但不会指责那些战败被俘的士兵,相反我还会第一个跳出来为他们辩护,我会大声疾呼,战俘同样是英雄!
  但是叛国投敌和力尽被俘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行为,方先觉的行径是叛国投敌,而不是力尽被俘。力尽被俘就好好在战俘营里待着,勇敢地活下去,找机会逃回来,这叫战俘。可如果动摇变节屈膝事敌,那怎么配叫战俘?那只能叫投敌!而方先觉投靠日本人,这就更恶劣,这叫叛国投敌!这叫汉奸!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邓野先生对方先觉叛国投敌的性质做有充分的论述,该文刊于学术期刊《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136~148页。我是在期刊《中国现代史》2007年第1期找到该文的,该文名为《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网络上可以找到文字版,网络流传的文名为《1944年方先觉投敌案》。邓先生对方先觉投敌的几个关键问题都分析非常到位,比如最后一电的真假、对国共双方势力消长的影响等等。我这里摘抄与投敌相关的部分。以下为引文:
  【参与了全部过程的饶少伟提供了证言。饶说,8月7日傍晚,方先觉召集四个师长商讨最后的行动方案。方说:“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是国家不要我们!”尔后,方指示孙鸣玉拟出七项投降条件,大意:(1)要求保留第十军建制;(2)要求日军进城不杀害俘虏;(3)要求日军对受伤官兵给以人道待遇;(4)要求日军立即停火;(5)要求日军派飞机送方先觉到南京见汪精卫。另两条饶已不能记忆。8月8日,日军接受方部投降,但拒绝其条件,方最终接受无条件投降。】
  方先觉由有条件变为无条件投降,形式上略有区别,然其性质并无区别,都是投降。问题的核心在于,方提出了将其送往南京见汪精卫的要求,而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这都是一个明确无误的政治变节行为。
  接下来的问题是,饶少伟的这个证词是否可信?数十年来,方先觉一案所以众说纷纭、真假莫辨,说到底,就是没有人找到这份投降条件的原始记录。其实,方的这份投降条件,重庆统帅部于衡阳失陷一周之后即已掌握。
  8月15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记载:“据逃出之梁团长子超在连络站电话,围攻衡阳之敌于七日突破三个缺口窜入城内,方军长派其副官处长向敌提出六项要求与敌接洽。其要旨如次:1.不解除武装,不分割建制;2.指定地点集中训练;3.受伤害官兵不得杀害;4.送往南京;5.保障生命安全;6.眷属送安全地点。而结果被敌所骗,均未接受。将副师长以下干部充工头,扫除街道。遇我飞机轰炸逃亡甚多。”[19]
  梁子超的报告及徐永昌的记载,是目前所见方先觉投敌条件较为原始的记录。这个记录证实了两个问题:首先,方之条件提出于8月7日城陷之前;其次,其中确有“送往南京”一条。前者足以证实方提出了投降条件,后者足以证实方之政治变节。梁子超的六条与饶少伟的五条,文字有出入,但内容基本相符。将二者联系对照起来,方先觉投敌变节问题可以做出肯定的结论。
  以上为引文。邓野先生抓住了关键,“问题的核心在于,方提出了将其送往南京见汪精卫的要求,而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这都是一个明确无误的政治变节行为。”饶少伟的回忆、梁子超的报告及徐永昌的记载,第十军官兵的回忆,多个角度提出的证据都共同证明了方先觉的的确确有主动求做汉奸的政治变节行为。方先觉临难苟且晚节不保,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有些人不愿接受这一点,有一条燕贱胚对我横加辱骂,它提出一个观点,国军那么多被俘的将领,都活了下来,这证明了方先觉没有生命之虞,因此它认为方先觉不可能因为贪生怕死而主动求做汉奸。但它这个观点被我这样问一句马上就戳破了,我问它,“燕贱胚,请告诉我,哪个被俘且保命的国军将领没有沦为汉奸?”它无言以对,因为确实是举不出一个反例,被俘且保命的国军将领全部沦为汉奸。当然,贱胚之所以是贱胚,那是有道理的,这条燕贱胚居然这样反问我,“你怎么能拿别的国军将领被俘做汉奸来证明方先觉一定被俘做汉奸?”它这真是恬不知耻了,饶少伟的回应和徐永昌的日记就已经足够证明方先觉的动摇变节了,明明是它这条贱胚企图拿别的国军将领被俘后为保命做汉奸来做论据的,结果反而为我所用,加强了我的观点!
  方先觉政治变节动摇主动求做汉奸这是客观事实,板上钉钉。但还是有人为方先觉辩护,他们认为不管方先觉有没有做汉奸,但方先觉保全了部下将士的性命情有可原。事实上,几乎所有第十军官兵的回忆,上自葛先才师长,下自小兵,都说方先觉是为了保全部下性命,特别是保全伤员性命。所有为方先觉辩护的文章,也都着眼于这一点。
  但是方先觉真的有努力保全部下将士的性命吗?
  我们来看看饶少伟师长的回忆:
  【敌师团长首先发言,他杀气腾腾地说:“本官以日军最高指挥官的资格,向贵官提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他拒绝了方先觉的七项投降条件,并且威胁着说,“请即时答复。”方先觉在听了翻译的话以后,低声答道:“服从这个要求。”最后敌师团长说:“贵官及各师长的生命,皇军负保障之责。”
  (《方先觉衡阳降日情况》)】
  吼吼吼,原来方先觉只争取到了自己和师长几条“贵官”的小命啊,以保全伤员的名义为自己的乞降开脱罪责,可实际上却压根儿没为部下、没为伤员争取到一星半点儿,只为自己争取了活命。更无耻的是,根据第十军幸存官兵的回忆,多人提到是受命放下武器的,特别是彭礼光《衡阳抗战的回顾》、罗立三《衡阳战役中见闻》都明确提到方先觉等人欺骗将士们说倭寇已经答应了条件,要将士们放下武器。这实在是无耻到极点,抛弃忠勇的部下,只换了自己一条小命,已经是不要脸了,还配合太君欺骗将士们放下武器!
  如果方先觉无耻投敌后实话实说,“弟兄们,我已献城投降太君,太君说不保证你们这些贱民的性命安全,只保证我这个贵官的性命安全,你们赶快放下武器任太君处置换我一条小命吧!”如果实话实说,有几个将士会甘心放下武器!?这不是欺骗是什么!?这不是叛卖是什么!?
  有些人为方先觉叛卖将士开脱,说方先觉当时争取到了这些条件,只是日本人没有信义欺骗了方先觉。他们还会列举一些回忆作为证据,比如杨正华《方先觉和衡阳保卫战》里说方先觉是在周庆祥师长和敌联络官的陪同下去和倭酋横山勇谈判,方先觉在谈判现场威风凛凛,不但明确说不降,甚至还要和横山勇单挑决斗云云。杨正华作为第十军政治部代主任,虽然当时在重庆受训,根本不在衡阳,居然也写得如此生动如临其境,不愧是政工干部出身啊!可惜写过头写成了神话,太扯淡了,横山勇当时确实在衡阳亲临战阵指挥,但他绝不会和方先觉进行谈判,因为横山勇的级别比方先觉高多了,方先觉不过是军长,横山勇是倭寇的方面军司令,这个方面军规模仅次于冈村宁次统帅的华北方面军。倭寇的师团相当于我方军制的军,方面军相当于集团军司令。假如是王耀武、薛岳、陈诚、胡宗南、汤恩伯这个级别的乞降,横山勇那才会出来谈判,方先觉嘛,倭寇最重阶级,师团长才符合其身份地位。更有趣的是,杨正华《衡阳喋血四十八天》里同样写了投敌谈判,这次却只出现了68师团师团长堤三树男。哎,杨正华先生真不要脸啊!像这样一些按照秃头旨意伪造的破绽百出的材料,恐怕不足为凭吧?
  需要指出的是,饶少伟60年代的回忆和倭寇战史《湖南会战》在投敌谈判记述上有多处细节是相符的,比如8月7日第十军就竖起白旗乞降,8月7日半夜第十军参谋长孙鸣玉匆匆忙忙出城求降,8月8日凌晨方先觉和四个师长集体出城谈判这些都是相符的。这种相符验证了饶少伟回忆的真实性。
  耐人寻味的是,葛先才师长的回忆录里却绝口不提自己参加了投敌谈判,诡辩说自己既没有参加前一天的投敌决策会议,且当时在师部,方先觉谈妥后他和副师长参谋长等交代后才去军部集中,然后被俘。葛先才师长到底有没有参加投敌谈判呢?暂编第54师参谋长甘印森的回忆虽然不承认有投敌谈判一口咬定是被俘,但却有这样记述“当时各师师长均在军部开会,未能回师掌握部队。”看清楚了?葛先才等师长当时肯定不在师部,而在军部。当然,军长召集开会,师长不一定非去不可,但至少也要派副师长或参谋长出席,否则像话吗?可是葛先才明明白白说彼时副师长参谋长都和他在一起,这就露马脚了。葛先才师长当时肯定在军部,而方先觉要谈判也断不可能不带上四个师长,万一正谈着,某个师长忽然率部突围,那怎么收拾?葛先才参加了谈判是肯定。那问题就来了:葛先才为啥要隐瞒自己参加投敌谈判的真相呢?假如这个谈判真的如葛先才所说,只是谈判保全将士们生命安全的条件(这些条件葛先才之前就说过了,并不丢人),假如没有见不得人的其他事情,葛先才有必要隐瞒吗?葛师长中心有愧,内疚神明吧?
  其实这些为方先觉叛卖将士开脱的诡辩毫无意义,因为倭寇明明白白有公布谈判结果是无条件投降。验证倭寇历史上的受降案例,也从来没听说哪里是有条件接受投降的。谁能告诉我哪里有类似的情况却答应有条件投降吗?
  最后我们来说说那些被方先觉欺骗而放下武器的我第十军忠勇将士的悲惨遭遇。那些为方先觉讳的文字里总是试图掩盖将士们的死难真相,在他们笔下,比如葛先才的回忆录里,“敌人对我官兵之处置做到其诺言之半,确实未伤害我官兵,亦未设置集中营,除编组一运输大队约三百余人,为其担任运输工作外,余者一律不闻不问,去留任便。敌外围警戒哨兵,也听凭我官兵自由出入,不加盘查留难。敌未做到其诺言另外之半,乃没有为我伤者治疗。虽如此,但我负伤官兵也得救了,能行动者有其战友陪伴去各地医疗;不能行动者,亦由其战友用担架抬出衡阳治疗。(敌所编之运输大队不久亦各自散去。)”葛先才虽然愚蠢,但还懂得捏造事实减轻自己叛卖将士的罪责,啧啧啧!
  真相如何呢?
  根据徐永昌的日记,根据第十军幸存将士的回忆,他们被叛卖被俘后,就被倭寇抓去做苦役,除了修工事、搬运物资、掩埋死尸,再就是负责舂米,倭寇军粮不继,就掠夺田里的稻子,让战俘们舂米供十几万倭寇的军需,而战俘却只能挨饿。倭寇随意殴打我军战俘,那些不服从的战俘,那些想逃跑而被抓回的战俘,那些被毒打受伤起不来的战俘,就被残杀了。
  至于那些没有利用价值的伤病员是最凄惨的,倭寇就让他们挨饿着,一些伤病员爬出来摘冬瓜,倭寇立即枪杀。饶少伟回忆“原来被敌人集中关在船山中学的伤病人员有四五百人”,可是经过倭寇的虐杀后,“我到船山中学时,活着的只有二三十人了”,仅仅其中一个关押伤病员地点就残害我军战俘四五百人!
  倭寇甚至直接集体屠杀伤病员,时任驻衡阳的第69兵站医院护理长罗立三回忆:“仅在仙姬巷侧边一个大商场(临时兵站)内,就开枪打死不能走动的伤病官兵380余人”,这是倭寇入城初期对那些不能走动的伤病员的屠杀。后面还有更肆无忌惮的,周祥符团长(主降的周庆祥师长胞弟)承认倭寇在8月中旬一举屠杀了3000多伤员,1945年1月孙鸣玉和周庆祥逃出后在独山接受采访也提到这个事情,而且还更具体提到是被活活烧死的。据说借口是方先觉不参加伪军,吼吼吼,方先觉在8月7日主动提出参加汪精卫“和运“主动提出做伪军的人怎么可能拒绝参加呢?周祥符这样诡辩可真妙,一方面掩盖了方先觉叛卖将士的罪行,一方面又把一个主动提出投敌做伪军的汉奸涂抹为民族英雄,吼吼吼!周祥符提到杀死这三千伤病员时葛先才师长是在现场的,葛师长居然说“确实未伤害我官兵”,看来葛师长需要吃脑白金来增强记忆力了。
  最后究竟有多少将士被倭寇残杀虐杀呢?战后1946年2月葛师长去衡阳收尸,将士骸骨收集了三千具集中埋葬。葛先才说一些忠骸已经被家人领走,一些忠骸没有集中,因此他估计阵亡6000人。葛师长这样说是必须的,因为葛师长已经为了证明自己投敌有理,把战时牺牲夸大为6000或7000人,又口口声声倭寇“确实未伤害我官兵”,那自然不能让数字上升到更大。但一般估计第十军将士在衡阳先后殉国万人。查倭寇陷城时记录是阵亡4100,俘虏13300,也就是说,倭寇陷城后又牺牲了6000余人,可怜我忠勇将士被方先觉等人为了自己的一条小命就叛卖给倭寇,放下武器后遭到这样的虐杀,做苦役也罢了,竟半数被杀害!
  有人说,就算半数被倭寇残杀,方先觉的叛国投敌至少也拯救了另外半数将士。我要再次强调,方先觉和倭寇的投敌谈判是无条件投降,压根儿没有为将士们争取到一星半点儿。就算将士们被倭寇请去当爹,也和方先觉没有一毛钱关系。第十军将士没有像南京那样被全部杀害,仅仅是因为倭寇需要苦役干活,倭寇后勤不济,需要第十军被俘将士去割稻舂米(许多将士趁机躲在田里逃走了)。而对于那些没有利用价值的伤病员,倭寇可是毫不客气地直接屠杀了。这显然是和倭寇的需要有关,和方先觉的保全没有一毛钱关系。
  当然,要说方先觉啥都没保全也是不对的。方先觉投敌后成立了伪军“先和军”,倭寇于是把部分战俘拨给方先觉做伪军,这个数字有的说是几百人,有的说是一千人。这些做了伪军的战俘的性命是方先觉保全的。只是,吼吼吼,假如这个也列为方先觉的功劳,我们何辞去谴责庞炳勋、孙殿英等几十万投敌汉奸将领?他们难道不同样可以腆着一张二皮脸说自己保全了几十万伪军的性命?!
  五、方先觉叛国投敌出卖我忠勇将士的性质分析
  经过上述事实剖析,方先觉献城投敌的性质并不难分析,真相就是方先觉等人在最后关头动摇变节,屈膝求做汉奸,甚至还丧心病狂出卖部下一万三千忠勇将士,欺骗他们放下武器来换取自己几条“贵官”的小命!
  这个性质和力尽被俘是完全两码事。方先觉如果判断打不下去了,他当然可以谈判放下武器,然后老老实实去战俘营做战俘。如果方先觉是这样做了,我不但不会有一个字谴责他,相反,谁说他不是英雄,我第一个站出来为他辩护!可是方先觉不是这样啊,方先觉动摇了!变节了!主动跪求做汉奸!出卖部下来换取自己的苟活!我很痛心!
  我愿意列举几个真将军的事迹让大家看看什么叫将帅之节!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当倭寇占领刘公岛炮台从背后炮击北洋水师的时候,丁汝昌组织突围,但是部队已经失去掌握,部下拒绝执行命令。丁汝昌知道大势已去,于是他服毒自杀,让部下拿着自己的名义去和倭寇谈判放下武器。丁提督打仗是不咋样,但是将帅之节无亏,自己视死如归,还替部下承担了放下武器的责任。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兵败大渡河,七千人被围,力尽粮绝。石达开知道四川总督骆秉章希望活捉他来升官发财,于是石达开毅然提出,只要清军放他部下一条生路,他就自去就擒。骆秉章答应了石达开的条件,先后有四千多将士得以逃生,最后剩下两千多人时,石达开自投罗网。骆秉章背信弃义屠杀了剩下的两千太平军,石达开被千刀万剐。石达开早知道自己不免一死,但他选择了凌迟处死的惨烈,来换取部下的性命,真英雄也!
  备中高松城城主清水宗治,顽强抵抗羽柴秀吉的军队数月之久,在城破之际,以赦免全城军民为条件,从容前往敌营,经敌方验明正身之后,饮酒高歌,坦然切腹。
  既为将帅,弟兄们浴血奋战,信任你,把自己的性命托付于你,你忍心出卖弟兄们来换取一己的小命吗?!相比这些真将军,方先觉等人何地自容啊!宁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吗?!
  今天有些人掩盖方先觉的叛卖罪行,故意混淆叛国投敌和力尽被俘的不同性质,反而攻击我们中国人不宽容,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不宽容了?你方先觉如果老老实实做战俘,谁会说他一个字不对呢?
  我们宽容战俘,但凭什么要我们中国人宽容一个主动投敌的汉奸?凭什么要我们中国人宽容一个出卖兄弟以换取自己苟活的小人?
  还有一些肮脏小人,以自己的肮脏来揣度我们人类的心胸气概,说什么假如你是方先觉,你也会如何如何。我们中国人还真干不出那些肮脏小人的勾当,要我拿一万三千人的性命换我一人的小命,明明没有得到任何保证却欺骗他们放下武器任人宰割,这种事情想想都莫名惊诧,这是人干的吗?
  历史上我们的民族饱经忧患,几次到达灭绝的边缘,但哪怕是最衰弱的时代,哪怕皇帝卖国求荣,哪怕王公大臣们屈膝事敌,我们老百姓不服!中国人民从来是奋起拯救祖国,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大刀长矛向鬼子头上砍去,死死扼住命运的喉咙,最终总是战胜外虏转危为安。是我们老百姓拯救了祖国,而不是那些帝王将相!第十军的中下层官兵,他们战斗到最后一刻,甚至方先觉等人叛卖投敌之后,他们仍然战斗不止,这才是我们中国人的榜样!
  有些人奴才成性,看不到人民身上蕴藏的巨大力量,看不到人民为抗战胜利所做的巨大牺牲,只看到一小撮王侯将相,为了掩饰王侯将相的叛卖罪行,他们不惜篡改历史,抹煞人民。他们之所以要千方百计美化方先觉以及方先觉背后的蒋家买办王朝,是因为他们眼里,如果统治阶级主子不抗战,那么人民也不能抗战,如果不能证明统治阶级主子抗战,他们就不知道谁在抗战!他们的主子不抗战,他们就认定中国人只能做亡国奴!这一切一切的荒谬,归根结底是他们的奴性大发。
  我可怜这些奴才!
  然而,一个人自甘堕落沦为奴才,却也不是别人能挽救的!
  多说无益!
  我就用国歌来纪念那个全民奋起抗战的伟大时代吧!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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